一、赤诚之子，自然结缘

老子《道德经》有云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 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道法自然，天人合一，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。20世纪40年代，一个男孩的人生梦想与绵绵的山脉、青葱的林木、潺潺的河流、灵性的动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于是用心领悟大自然的神奇与深奥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成为他一生不懈的追求。

对于某些个体的生命，某些地域往往不是以地理符号的形式出现，而是以一种精神的形态出现。四川彭州就是曹文宣的情感地理坐标，那里不仅镌刻着他的童年记忆，也是滋养他灵魂的精神家园。彭州，地处四川盆地西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，气候温和、雨量充沛、四季分明、水资源丰富，植物及动物种类繁多。1934年5月，曹文宣出生于四川彭县（今四川省彭州市）天彭镇，1941年全家迁至新兴镇，小镇依山傍水、风景秀丽。因为有可爱的小动物和青山绿水相伴，他的童年也是充实的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，万物皆有灵，他和小兔、松鼠、金鱼、鸽子、八哥等都成了好朋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曹文宣逐步对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大自然是曹文宣童年的乐园，长大后曹文宣也如愿以偿地踏上了一条与自然为伴、与鱼儿为伍的野外科研工作道路。

我的父亲酷爱园艺，在家里种了很多花草，养了很多小动物，鸽子、松鼠、兔子以及猫狗鸡鸭，我们家的后花园就是小动物的基地，它们都是我幼时的玩伴。小镇秀丽的山林里、清澈的小溪边，隐匿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有锦雉、画眉，有松鼠、螃蟹，当然还有种类颇多的鱼儿。我家在山区里头，江边当地老百姓引水过来冲水磨，里面小鱼很多，在涨水的时候，用绳子绑几个钩，提起来，就有几条小鱼。我小时候经常在河边上抓鱼，挽起裤脚踩到水中凉丝丝的感觉，翻开一块石头看见藏在下面的小鱼时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彭州乡间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，还滋养了曹文宣的艺术禀赋。他对二胡和手风琴倾注了超乎年龄的兴趣，自己动手制作乐器，并得到高中音乐老师的极度认可。爱才惜才的老师建议他走音乐的道路，未来进入音乐的艺术殿堂。但是显然动物对他的吸引力更大，这个彭州的孩子明确知道他要走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。因此，在选择前途的时候，他毅然报考了成都华西大学生物系（1952年，院系调整后，转入四川大学），立志成为一名动物学家，而仅仅将音乐作为其业余爱好。

对择业谨慎的他认为，艺术的造诣需要天赋的加持，灵感比技术更重要，具有相当的不可控性，把音乐当作兴趣陶冶人生是更好的选择。高中毕业，他报考成都华西大学生物系，师从动物学家刘承钊。刘承钊是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学的著名专家，倡导野外考察，曹文宣受其影响最终选择了鱼类生物学专业。

我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考上彭县中学上初中的，我除了对生物感兴趣，还对化学比较感兴趣，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化学考得很好。备考大学的时候，生物就没有遇到多少困难，因为我爸爸养花、种水果，所以我也懂一些植物学的东西。我记得大学考试的时候，有个题就是列出10种植物，问它们分别属于哪个科，我都能回答得出来，这都是跟我父亲学的。我相信“热爱是人类最好的老师”，我就是热爱大自然，也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这门学科。

之所以学音乐，是因为家里有手风琴，有一个姓胡的朋友，他是妈妈朋友的侄儿。他教一个外国人学中文，就住在我们家，平时就教我弹琴。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就学钢琴的曲子。后来在高中的学校里，老师教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负责伴奏。在学生会中，音乐教师极爱惜我的才华，推荐我做康乐部长，相当于现在文体部委员。1951年我高中毕业，暑假就考大学。1951年上学期学校初中成立了少年先锋队，队歌是《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》（应该是《我们新中国的儿童》）。校长早上才拿到歌单，下午要开会，音乐老师说他没有练过这个曲子他不教，校长就让我来教这首歌，于是新一批少先队员由我在成立大会之际教唱这首歌。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个艺术家，只是喜欢搞点乐器，仅仅是技术，而不是艺术。所以真正把音乐作为艺术学习那会好一些，我没有那个天赋，我有自知之明的。

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”曹文宣没有成为音乐家，最后却成了生物学家。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时期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，渴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，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开始弹奏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乐章。榜样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，一面“镜子”，更是“一个标杆”。青年时期的曹文宣遇到了影响了他一生的老师——我国著名动物学家、教育学家刘承钊。刘承钊非常提倡学生要到野外去观察和采集生物标本，在前辈的感召下，曹文宣加深了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，对野外考察也充满了向往，没想到科学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生。

那个时候上大学，因为刚解放不久嘛，开始我上的华西大学，曾是个教会学校，1951年由教育部接管。刘承钊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两栖生物专家，他那时出任了第一任校长。华西那个时候有很多有名的医学专家，很多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，互相都不买账的，但是都佩服刘先生，刘先生可以很好地团结他们。在华西的时候我只读了一年（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转入四川大学），二年级的时候，他们要出去实习，去峨眉山野外考察。我对此非常感兴趣。我很佩服刘先生，那个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几岁了，却常常去野外采集大量的资料，他不是坐在实验室搞研究的。他研究两栖类像青蛙这一类的，不光是研究蛙的样子和颜色，还观察它的生活史。它在哪里生长，在哪里繁殖。不光是蛙类成体形态，他还研究蝌蚪，研究蝌蚪的形态，从卵到成蛙整个生活过程、生态适应都要全面了解。从树上、河滩上、河流里，这些知识都需要到野外去观察……我很佩服他，也对野外考察萌生了兴趣，我在野外工作时的态度和习惯完全是受刘承钊先生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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